《吕氏春秋》是秦国丞相吕不韦的宾客所作。吕不韦本是阳翟的一个商 人，用秦国的一个庶子作奇货，做着了一笔政治上的投机生意，遂做了十几 年的丞相（前 249—前 237），封文信侯，食客三千人，家僮万人。《史记》 说：“是时诸侯多辩士，如荀卿之徒，著书布天下。吕不韦乃使其客人人著 所闻，集论以为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二十余万言，以为备天地万物古今之 事，号曰《吕氏春秋》（《史记》八十五）”。

纵观吕不韦门客精心撰写的八览、六论、十二纪，我们不难发现，在其“兼儒墨，合名法”的主旨下，断断续续的罗列了七种不堪大用的“奸佞”，九种应该予以赏拔的“贤才”。唐末隐士赵蕤综合后世典藏《群书治要》，将其总结为“七奸九才”

七奸为：

一、安位贪禄，尸居余气，此之谓“庸”；

二、溜须拍马，曲意逢迎，此之谓“谀”；

三、巧言令色，嫉贤妒能，此之谓“奸”；

四、巧舌如簧，挑拨离间，此之谓 “谗”；

五、专权擅势，结党营私，此之谓“蠹”；

六、幕后指挥，兴风作浪，此之谓“险”。

七、卖直取忠，哗众取宠，此之谓“诈”。

九才是：

一曰帅才，以领万众；

二日理才，以研事机；

三日政才，以经制体；

四曰学才，以综典文；

五曰武才，以御军旅；

六曰农才，以教耕稼；

七曰工才，以作器用；

八曰商才，以兴国利；

九曰辩才，以长讽议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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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吕氏春秋-先识》中说：“地从于城，城从于民，民从与贤。故贤主得贤者而民得，民得而城得，城得而地得。”便是指这九种人才的去留存续，关乎团队的兴衰成败。

“反察七失”是吕不韦躬身自省，知错改过的针砭药石。

吕不韦及其智囊团在《似顺论》、《不苟论》等七篇著作中描述了团队领导容易对人物品鉴发生误判的多种原因，内容详实，详略得体。三国时期文学家刘邵将其总结为：“察誉有偏颇之缪，接物有爱恶之惑，度心有大小之误，品质有早晚之疑，变类有同体之嫌，论材有申压之诡，观奇有二尤之失。”

1.察誉有偏颇之缪--相信别人舆论甚于自己的见闻，又加上爱憎之情，就易出现先入为主的看法，还深信不疑。

2.接物有爱恶之惑--恶人虽恶，但总有可称道之点，如果这点正好顺达自己了的长处，不知不觉中产生好感，忘记了他的坏处。善人虽善，但也有缺点，如果这个缺点正好掩抑了自己的长处，或者因其长处而己短，潜意识中就会厌恶他，忘了他的善处。

3.度心有大小之误--心小志大，圣贤之伦；心大志大，豪杰之隽；心大志小，傲荡之类；心小志小，拘懦之人。一般人看人，易轻视细心谨慎，而过分赞赏志向远大。

4.品质有早晚之疑--智力早熟者悟性易发掘而反映迅速，大器晚成者见识独特而舒缓稳迟。对品质的把握不考虑其变化发展，而单一劝誉功业早就之才，就间接冷落了老成谋国之人。

5.变类有同体之嫌--人有自我展现，获得认可的欲望。能够认可自己才能的，莫过于同类型的人。因此，偏材之人和同类型的人友爱赞誉，相反类型的则憎恶诋毁，不同也不反的类型，就不予关注。究其本质，是为了证明自己正确，对方错误而已。

6. 论材有申压之诡--人所处情势有两种：所谓“伸”，即富贵通达；所谓“压”，即势孤力弱。材质大致相同的人，如果得到他人的赞助，就会得到充分发挥并获得成功；相反，因世俗的私心偏见而受到压抑的，就会稍逊一筹。普通人的观察，只以成败论才能，忽略情势申压的因素。

7. 观奇有二尤之失--“尤妙”之人，精华内含，不粉饰外在姿态;“尤虚”之人，豪言状语，风姿瑰奇，内在则相反。如急于猎取奇才，就做不到用精深的眼光来探测性情内部，明晰真 “尤”。或以貌取人，或把直率当浮夸，或将精巧的伪装误认为真实。一般人重视的所谓“才能”，是自己想要的“才能”而已，却忽略了人才自身独特的优势。

观此种种，方知吕不韦叱咤风云近二十载，自有其独得之秘，非惟时运使然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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《吕氏春秋·先识览》

人之目，以照见之也，以瞑则与不见，同。其所以为照、所以为瞑异。瞑士未尝照，故未尝见。瞑者目无由接也，无由接而言见，谎。智亦然。其所以接智、所以接不智同，其所能接、所不能接异。智者，其所能接远也；愚者，其所能接近也。所能接近而告之以远，奚由相得？无由相得，说者虽工，不能喻矣。